从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中心七十层向下望去，忙碌的维多利亚港便如微缩景观般在眼前舒展开来。目光大概滑落100米，是AIG大厦顶端变幻不定的硕大屏幕，它以一种近乎喧嚣的姿态不断呈现出A、I、G这三个字母。形成分明对比的，是与此比邻的和记黄埔那栋白色的总部大楼，在形态各异的这一片摩天大厦中，它似乎显得过于朴素。稍远处，维港的传统标志之一天星码头已被拆掉，几艘施工船富有耐心的继续着百余年来香港最持续的工程之一：填海扩充土地。这种在一百年前激动人心的事业，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庸常，泥沙被机械手从船上抓起，丢在附近的海域上，反反复复如同设计简单的玩具……

　　6月30日，在会客厅等待采访时，我不由自主想起：这座大厦的建造者，近60年来从零累积起脚下一切的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当他偶尔站在窗前，是否也曾为所拥有这一切难免有过骄傲不自胜的时刻？

　　真实的答案也许将永远付诸阙如，而这片刻的揣度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辩论：过去58年里，李嘉诚的公司经历过太多次经济周期和政治局势变化，从一个塑料花厂到今天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公司及化妆品零售集团、横跨欧亚的3G移动网络、日产三十多万桶石油的能源公司，如此强烈的内、外变化下，他从未有一年亏损，直到最近几年仍能让公司保持两位数的利润增长，这显然不是用“幸运”这样的词汇就可以概括。那么，究竟是李嘉诚逐步找到了与其异乎寻常的命运和财富相衬的性格，还是应该反过来说，只有基于一种异常健全的人格，他才能渡尽劫波之后不停扩展自己的世界？

　　无论哪个说法更接近准确，有一点是需要承认的。对于这名或许算得上是司马迁撰写《货殖列传》以来最富有的中国商人，外界仍对其了解有限。人们或许能片段式的还原出李在某一个决策上的起承转合，但这种MBA案例式的简化，某种意义上，就像将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琪罗的画作影印在挂历纸上。

　　绝大多数时候，一个最不应被忽略的历史维度——李的内心世界——隐没于它所创造的历史。如果说外在的挑战还可以通过爬梳历史还原，李嘉诚能在世界流变中坚持自我的方法更像一个秘密。比如，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时，为在交易完成前严守秘密，李嘉诚几乎独自一人完成了整笔交易的全部调研、谈判工作，甚至连其夫人都不知晓其中过程。这实在让人疑惑，无论交易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即将一偿夙愿而产生的喜悦感，显然都会在交易完成前的几十个小时内转化为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为什么李却能将这一切从容化解于自己的内心？

　　或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如碳原子高压热下形成钻石的天然过程，早年高压下的成长经历：10岁战患下之流离、14岁父亲去世，孤独无援的他却要肩负一家人的命运、这日复一日的贫穷让他歇不下来的脚步、无休止的劳累成疾患。肺病下挣扎求存的强烈欲望、那种不能卸下重担的感觉、无处话凄凉的孤寂……这些足够把绝大多数成年人也压垮的一浪浪逆境竟全被年轻的李嘉诚转化成心之动力。当他通过每天喝盐水、帮人代写家信换来鱼汤，以及站在山峰上呼吸新鲜空气等方法完成了自我拯救，这个世界上是否已经没有太多事情能够令他畏惧？

　　“我有一个长处，一般生意的事情，非常少会打乱我内心的清静。”李嘉诚对本刊说。他举了个例子：自己最忙时可分心二用，在电话上谈一件事，手上写另一件事。

　　这不免让人想起金庸小说中的左右互搏之术。应该不会有人将李嘉诚视为周伯通式的“老顽童”，但是李确乎仍有一颗开放而有趣的心灵。他最新的玩具是用29美元买得的一部遥控飞机，除在闲时操纵它一享自由飞翔的乐趣，他还干脆把它拆掉研究其构成，最终得出结论：“我可以做出更好的一架”。

　　主动的“阿甘”

　　相信绝大多数陌生人在与李嘉诚接触之初，都会诧异于其「简单」的一面。他拥有着儿童式的灿烂笑容、言语也如不加雕琢般简洁跳跃，谈起一些热衷的游戏，如在高尔夫球场上战胜友人，他会像任何一个在游戏中获得成就感的少年一样，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与那些极为在意饮食健康的年长企业家不同，李嘉诚至今仍喜爱吃薯片这样“不健康”的食品。

　　据说，李曾因电影《阿甘正传》而潸然泪下，虽然比起命运如羽毛般随风飘荡的阿甘，世情练达的李选择命运的意识和能力都强出太多，但其成功的基础，也是对于一系列朴素价值观的反复实践，这与阿甘在懵懂之间履行单纯的价值观倒颇有类似。

　　李做事的基本准则是认真、投入，1957年进入地产业之初，他手持一块秒表做“尽职调查”（ due diligence ） ，从汽车站等热闹的地方步行到自己待购的目标，估算未来人流状况，时至今日，他仍自信于外界询问他问题，他平时有准备，可轻而易举地给出事实或数据，并自信“超过90％是对的”；受过贫苦洗炼的他崇尚节俭，对于任何能够降低成本的技术都充满兴趣，这让他在经营塑料花厂时就成为了优化流程的专家，到了今天，他也会为网络电话Skype而兴奋；他对风险高度戒备，并深知现金储备的力量，正因此，李一生中几次重大的交易，比如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和1985年买下香港电灯，都是在极短时间内调动巨额现金完成的，这令任何一个竞标对手望尘莫及；李珍视声誉与承诺，14岁其父去世时，他对父亲做出承诺：“我们一家人一定生活得好好的”，从此便拼尽全力工作及自学，这种一诺千金的品格，延伸到他对待商业伙伴和员工那里，从此意义上，今天拥有23万名员工的和黄就像他的家庭观念的延伸。

　　不可否认，坚守极为朴素的方法论在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中运行，李嘉诚毕竟是个商业天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6年时，他就在和黄系内提醒高级管理团队，要减少债务、准备好应对危险。而在2007年5月，全球次级债风波尚未爆发之际，他也数度提醒投资者需谨慎。关于为什么他能感知连诸多华尔街大行都忽视的灾难，李给的回答朴素却又富有玄机：“这是可以从二元对立察看出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烧水加温，其沸腾程度是相应的，过热的时候自然出现大问题。”——这很好的呈现了多年来外界对于李嘉诚的迷思：似乎他能像观察烧水的进度般，对抽象、复杂、变化多端的市场直观地做出读解。

　　此种天才很难被模仿，但略为功利的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相对简单地归纳李嘉诚的内心，那它或许是由两种品质构成的，一方面是深厚、广博的商业才华，另一面则是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两者交融，不会偏倚于一端？熟悉李的人会将这种微妙的平衡分解为两种人格：其持续58年的旅程之所以总有突破，很大程度上因为李有着无止境的好奇心，由于平时对经济、政治、民生、市场供求、技术演变等一切尤其对他经营行业有关的最新数据和讯息全部了然于胸，故能于机会来时迅速作出决定。而他没有像绝大多数成功人士一样被接连不断的成功冲昏头脑，则因为他有着不停反思而形成的克己能力。

　　两元世界

　　据说，李嘉诚极爱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赤壁赋》和欧阳修的《秋声赋》这几篇宋代散文。其中尤喜《游褒禅山记》的一段文字：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如果要对王安石的这段文字做些适于今天商界的诠释，或许巴菲特——这个比李嘉诚小两年零一个月的人多年来一直被外界视为彼此对比的对象——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是合适的：“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这本书恰到好处的、清晰的指明了框架，你所必须做到的，就是约束情绪。”

　　一方面，寻求“求思之深，而无不在”的深刻、开阔的知识结构，这需要发自天性的好奇与活力，另一面，在兼具志、力、“不随以怠”的情况下，“至于幽暗昏惑”还能被点醒，最大的力量就是反思带来的明辨与自制。

　　在少年时期，李便中断了正规的教育，但他却自发的通过购买、交换旧书完成了自学，养成“抢知识”的习惯和“不择细流”的阅读口味。众所周知，除了小说，李遍读从各公司年报到科技、历史、宗教等各类书籍。

　　这让那些常伴他身边的人也会时常惊讶于他的新鲜感。比如，在谈及世界经济时，李会顺手拈出像“22个阿拉伯国家的GDP总和还超不过西班牙”这样的一些外人不太留意的数据，而在谈及节能建筑这样的专业问题，李能像一个材料学专家般侃侃而谈，甚至，他专门要求别人为他讲解Web 2.0方面的知识。这并非因为他投资了Facebook这个全世界最热门的社区网站，而是因为，他想知道自己孙女一代以后怎么了解世界的知识。

　　如果可以总结李嘉诚的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两个方向。其一是他业务所涉及的

　　种种专业知识，比如如何将油砂精炼为石油，或P2P技术将怎样影响移动通讯的未来；其二则是他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并不是率性的，而是认真预先设定自己看问题的好角度，然后像搜索引擎般尽可能全面了解相关信息。因此，他喜欢了解各国的文化、历史，以及这些世情如何积淀为今天还在影响人们思考的力量。

　　这最终让李成为一个东西文化结合体：像西方饱受职业训练的经理人一样重视数据、依靠组织和制衡的管理法则，也像外国商人一样发自内心的乐于迎接竞争带来的压力和成就感，另一方面有着东方的谨慎谦虚，始终坚持东方企业家关心、重视员工的长远前途的传统。李拥有一群追随他多年、得力可靠的高级行政人员，令他引以为傲。

　　反求诸己

　　每年6月底，李常出现在他所捐助创立的汕头大学，与学生们分享一些关于人生的心得，今年，他的演讲主题为“自负指数”。在这一短短10分钟的演讲中，李将傲慢比喻为“能力的溃疡”，将时常自问是否过分自大等问题喻为其成功的秘诀。

　　据熟悉李嘉诚的人说，这种自问从不止息。他每天清早会自问：我的努力和蒙上天眷顾，取得今天的成功，应如何做得更好？而到晚间，又会如演讲中提及的反思：“我有否过分骄傲和自大？我有否拒绝接纳逆耳的忠言？我有否不愿意承担自己言行所带来的后果？我有否缺乏预视问题、结果和解决办法的周详计划？”

　　或许在外界看来，这种简单的反问并没有太大的效力，但幼年时经历过巨大而绵长的苦难，让李嘉诚并不敢对未来抱有侥幸心理，这些反思就不可避免的诚实。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没有经受过正规商业学校训练的李坚持着一些极尽基本的商业原则，而它们或者来自于幼年的家教，或者来自于他早年做生意时的教训总结。如果说李嘉诚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敏锐，其中之一，便是他对于自己犯过的错误强烈反思的能力——他不会寻找宽容自己的借口。

　　比如，李或许是全世界最重视现金流的商人之一，在2007年财年结束时，和黄拥有着1110亿港元的现金及现金等值的资产。而李对现金流的高度珍视，很大程度上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李的身边一直保存着他第一块手表的包装盒。“这里面没有珍宝，也没有秘密，但它却是一个教训。”他说。

　　这个教训可以回溯至1950年代李嘉诚创业之初。还在经营塑料花业务的李收到塑料花买家付款的一张期票，讲求信用的他随即给原料供应商开出一张期票作结数，希望到时买家支付的款项存入自己的户口后，供货商也可兑现李的期票。不巧的是，李的买家未能践诺，而并不富有的李嘉诚必须为自己的信誉东拼西凑，可惜仍未能凑足所需数目：幸好，他平时间会随手把多余的硬币放在那个包装盒里，而这些无意间积攒的硬币竟凑足了不足之数。

　　这种由硬币付款到今天千亿现金的关联，外人很难理解。但对于李嘉诚而言，他能从5万元的积蓄和借款发展出12家总市值逾万亿港元的上市公司，根本而言，正是因为他能够从最微小的教训中学得避免犯大错误的方法——在与李嘉诚交流时，他总会将话题引向自己的青年时期，这或许说明，当年太多的事情留给他过于深沉的影响，以至于即使他管理着一个业务遍布57个国家的商业帝国，仍不可避免的从过往的教训中汲取经验。

　　在2005年的一场演讲中李谈到，22岁他创立长江塑胶厂时，他“知道光凭能忍、任劳任怨的毅力已是低循环过时的观念，成功也许没有既定的方程式，失败的因子却显而易见，建立减低失败的架构，是步向成功的快捷方式。”

　　回顾早年商业生涯，李嘉诚并非没有犯过错误，而他将这些错误提炼为新的人生哲学的能力，实在令人吃惊。

　　1950年，在其塑料花工厂成立时，为了节省微薄的租金，李选择了一个货仓做工厂。不久之后，因香港连降暴雨，刚刚添置的塑胶机器被逐一泡坏，结果开业后不到两个月就需另觅厂房经营。李并未以“运气不好”为由怨天尤人，而是开始思考，未来每做一件事，需将其种种环节考虑周全，并给自己留出余地。日后，当他有钱买下一艘游艇，已经被训练得极为谨慎的李定制了两个引擎，两个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如果两个都坏掉，我船上还有一个有马达的救生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