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有“信仰”的人有福了

    很多人认为，张欣是一个让商界男性黯然失色的女人。但显然她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女权意识的人。”她对记者说，“男人和女人就像一只鸟的一对翅膀，少了哪个都不行。”

    事实的确如此，起码张欣身边所有的女朋友都无法想像，如果没有潘石屹，张欣会怎样。反之亦然。

    2009年4月，我们见到张欣的时候，她刚刚被美国《福布斯》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富豪”之一，排在奥普拉、eBay前CEO惠特曼等后面。但是，张欣非但对于商业女性话题不感兴趣，还觉得女富豪这个词有点刺耳。“真难听啊。”她笑着说。

    事实上，现在张欣只对很少的东西感兴趣：慈善、孩子、信仰、贫困地区学校厕所。在她不感兴趣的名单上，则是楼盘、财富、销售数字。“我就是这么感觉的，财富今天在你这儿，明天可以到别人那里去。在的时候不要太欢喜，去的时候也不要太忧伤。”

    这可不像前几年的张欣。SOHO中国上市后，张欣和洪晃的碰面机会变少了。洪晃偶尔见着她，一副嘴角上火的样子，说，“晃，你知道我要跟多少人说股票的事吗？”

    再往前几年，张欣被冯仑说成地产圈的“大野洋子”（万通六兄弟分家），是查建英眼中“龟的故事”，优雅的沙龙女主人，喜欢与文化人艺术家为伍，热衷于谈论“城市的灵魂”……但她自己后来承认，回国改变了她，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追逐市场的人”。中国商人从富到贵的进化之怪现象，也一度使她迷失。

    直到她专心做起慈善，选择教育的现代化（尤其是精神教育）作为SOHO中国基金会的重点。

    像很多企业家做慈善一样，张欣一开始也属于事件驱动型，“非典”时搞“中国精神”活动，东南亚海啸时也捐款，但后来发现这种目标不明确、没有系统性的做法效率不高。软硬件也要结合——他们在潘石屹的老家甘肃天水推广“儿童美德工程项目”，但这些贫困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于是后来就有了老潘要花100万元建厕所的争论。

    去年6月12日，四川地震一个月以后，SOHO中国基金会组织一些作家、教授、NGO举行小型慈善讨论会。张欣在发言时好几次提到盖茨基金会。她说：“盖茨有个说法很棒：做慈善不仅是Capital（资本），还是HumanCapital（人力资本）。我希望慈善能够进入SOHO中国的公司文化，员工们都能够来做义工。”

    她还想呼吁更多的人参与推动文明进程。今年3月26日，张欣邀请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来华做了一次小型教育研讨会，强化“学”与“商”的关联。

    女性会天然比男性更容易从事慈善事业吗？袁岳说，“白手起家的男性企业家做慈善的时候会比较苛刻，他们推崇自我奋斗，更希望捐赠对象靠自己的能力。
女性则要温和很多，她帮你是因为她爱你。”

    是的，张欣爱。“我14岁离开北京，19岁之前一直在香港做女工。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学，接受好的教育。”而在英国剑桥念书，左翼知识分子的氛围激起了她的共产主义情结。那时候她最高的理想是要去世界银行、IMF这样的机构工作，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消除物质和精神贫困。如今，财富和基金会让她重新实现梦想。

    有意思的是，张欣当年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私有化。她推崇罗素，对于民主和自由有很多向往。但命运安排张欣成为世纪之交北京的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她开始反思安·兰德夫人的客观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是她的追随者，但最后也承认市场没有能力管制自己。”

    无论是潘石屹盖公益厕所，还是李连杰让灾民按手印（保证捐赠效果），张欣说，“我觉得人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一个灵性的光芒，能够参与到人类的进步中来。”

    这样的话接近一名信徒——张欣就是一名信徒。2005年，张欣在刘索拉的影响下接触到了巴哈依教。该教“人类一家”的教旨与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相通，跟现代文明也并不矛盾。它直接影响了张欣近些年的状态，“因为我现在有信仰，我觉得生活每一天、工作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祈祷。”

    张欣给我们现场传教：“有道德的人总是致力于变革社会。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品质发展而言，这个尘世，这个我们创造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修行之地……”

    在洪晃眼中，她认识十几年的这位好朋友最大的变化是，“城府越来越好，就是她不着急了。张欣是一个越有钱就对别人越宽容、对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的人。”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张欣既不觉得“花钱比赚钱还难”，也不追求慈善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了。她甚至问我们：“什么叫非公募基金会呀？”她也不喜欢言必称盖茨基金会，“并不是说我们非得是一个清教徒才可以去做慈善。不用把它想得特别复杂，那反而设立了门槛，其实每个人都能服务，连我十岁的孩子每周都去做义工。”

    张欣承认，自己的慈善事业还处于摸索和探讨的阶段，还是“婴儿期”。“什么东西能打动你的心？这是一个标准。如果有一颗纯洁的心，一定会有最好的结果。”

    所以跟洪晃、俞渝等人的“姑奶奶俱乐部”也办不下去了。张欣不喜欢清谈，“这些有才华的人要行动起来，不能老是怀旧，一定要参与社会进步，这是最重要的，不然你的才华都变得没有用处了。”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女Boss的Prada包拿回办公室。他不小心推了张欣的椅子，张欣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她做了一个受惊吓的表情，又回头说谢谢。作为一个信徒，张欣的情绪已经很少再有起伏了。

    杨澜：从追求自由到追求爱

    杨澜本来有机会成为芭芭拉·沃尔特斯（美国著名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式的人物，但是她不。现在，大家都管她叫“中国的奥普拉”。

    几年来，她采访了600多个名流人士。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问故我在》，但至少，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从她留学回国的那一天起，她就开始像奥普拉那样经营自己的形象和公司。

 杨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杨澜，商业的力量和先生吴征的角色都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奥普拉声称自己没有商业头脑，甚至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杨澜却在一开始就对我们坦承商业对她的影响。

    “我个人并不是一个从商业中得到极大快乐的人，我还是更多从创意中得到极大快乐。如果要挣钱，在中国我也不会做媒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做一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如果商业上不能够有持续的、自我发展的动力，任何的创意都不可能实现。”

    她的商业启蒙基本上是在吴征的点拨下逐渐完成的。在创业过程中，杨澜慢慢找到一些乐趣，商业模式、团队基本成型，也从每年的财报和资产负债表里得到很大的快乐。

    “而且我知道了中国经商之难，使我对于企业家这个群体怀有深深的尊敬。”以前杨澜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乡镇企业家给她的印象是个贬义词，但自己经商以后，她对城里的、乡下的企业家都充满尊敬。“他们智慧超人，能够在一无所有当中创造财富，经历中国这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波动生存下来，还有自我学习的超越。人性在一次一次的蜕变中，本身的动力那么强大，我觉得这就是人文精神。”

    不过杨澜自己的蜕变也有一个从叛逆到入世、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我经历过一个所谓价值观的转折。”这是杨澜第一次袒露心扉，“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非常叛逆的，对于一直灌输给我们的集体主义那一套东西深感厌恶。我觉得就是应该去追求个人的理想，不自由，毋宁死！”

    但后来，她才意识到真正的个人价值是当你对别人有用的时候，“这种满足感是巨大的”（她不肯说哪个具体事件，你可以想见她本身作为媒体人的戒备）。

    比起商业成就，杨澜的慈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

    2009年4月4日，我们在北京见到杨澜，她的日程安排很紧张，第二天她就要去四川，和利乐集团合作建立120个“爱心岛”及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这属于杨澜和中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专项基金：汶川孤残儿童救助基金，已经筹款超过5000万元。

    此前一天晚上，本刊记者在四川青川县城的宾馆里经历了3级余震。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杨澜对“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的专访。第二天，杨澜告诉我，她很认同尤努斯的理念，“慈善应该是理性的，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他给乞丐贷款而不是施舍，这是一种更深的尊重。”

    比起很多人做“慈善秀”，杨澜对于慈善有深入的体察。她说：“你凭什么认为单单有良心就能做慈善？爱不仅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强弱会决定以后意愿的多少。”

    中国的慈善事业仍不完善，“我们缺乏的并不是个体的企业家商业伦理，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制度建设的欠缺。”杨澜坚信，“慈善一定是一种能够自我补充的长效机制，而不只是一腔热血喷洒出来的。一种制度的建立要比单纯捐钱重要得多。”

    和盖茨夫妇一样，杨澜夫妇成立基金会也缘于一位亲友的亡故。2005年，他们的朋友陈逸飞突然去世，并且身后留下了遗产纠纷。
杨澜和吴征认为，没必要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处理财富问题了。当年7月，他们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

    相比“零售的慈善”，杨澜更关心“批发的慈善”。目前，阳光文化基金会已经开始和北大及哈佛合作，赞助一项公益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及公益创新论坛。“这实际上是一个O2O（机构对机构）的平台，做的不是一对一的扶贫帮困。”她说，“尤其去年涌现那么大的捐赠额，今年经济危机又这么严重，所以必须提高NGO本身的执行力。”

    杨澜建立人脉的能力非常强大。最近的例子，她和中欧商学院CEO班同学、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合作开发珠宝品牌；另一位投资人则是著名歌手塞琳·迪昂——杨澜是在一次专访中认识她的。她俩同年同月同日生，合作顺理成章。

    近距离接触希拉里、莎拉·布莱曼、朱丽叶·比诺什等优秀女性，杨澜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不同的闪光点。她最推崇林徽音，其知识、气质、修养都接近一个“完美女性”。

    杨澜也还记得，自己成长时最受感染的文学形象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关于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奋斗，和《简·爱》，“我们的灵魂是平等”。

    我们的采访在长安街贡院六号的会所进行。采访之前，杨澜已经接待了至少4拨客人。采访结束之后，她先回家陪孩子吃饭，然后等化妆师来做造型。晚上，她要去参加爱马仕的活动，观看比诺什的舞蹈。这是一个名女人典型的生活日程。